Owen人们谈论基础设施的复杂性使得自己不可能做所有的事情，但根据我的经验，情况恰恰相反。简化、自动化和高级工具的程度意味着你不需要知道太多东西就可以做所有事情。
All posts
我们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被心胸狭小的社会竞争所消耗，而我们真的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当我在大学里是一名计算机科学学生时，我认识的每个人都读 Slashdot。该网站成立于1997 年，致力于为 "书呆子提供新闻。重要的东西"。它有大约一打简短的、由用户提交的关于当天技术新闻的故事。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故事包括一个简短的摘要和一个指向网络上其他地方的内容的链接。
旅游最重要的事实是：我们已经知道回来时会是什么样子。度假不像移民到外国、入读大学、开始新工作或坠入爱河。我们开始这些追求时，会像进入一个隧道的人一样感到不安，不知道走出来时会变成什么样子。旅行者则自信地出发，相信回来时自己的基本兴趣、政治信仰和生活安排不会有太大变化。旅行就像一个回旋镖，它会把你带回原点。
游客是一种暂时闲暇的人，自愿离开家乡前往他处，以体验变化为目的。
我厌恶新的生活方式和陌生的地方……旅行的想法让我恶心……啊，让那些不存在的人去旅行吧！旅行是给那些无法感受的人的……只有极度缺乏想象力才能理解为何需要四处流浪来感受生活。
重新设计的 Fark 网站现已上线。希望什么都没有坏，我们都出去喝酒了（fark.com）
考察一个人的判断力，主要考察他信息来源的多样性。有无数的可怜人，长期活在单一的信息里，而且是一种被扭曲，颠倒的信息，这是导致人们愚昧且自信的最大原因。
有人这样描述 Slack vs Teams： - Slack 使用起来非常简单有趣，以至于我们将它用于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有趣的频道、有趣的集成）。它会产生太多噪音并且难以提取信号。它最终会分散超过 100 人的公司的注意力。 - Teams 太糟糕了，以至于人们尽量不使用它。它迫使你最少地使用它，因为一切都很糟糕。它实际上最终比 Slack 更有效率。
在随身听出现之前，音乐主要是一种共享的体验。随身听让人们学会了保持社交距离。
旨在保护注意力和自主权的自上而下的干预措施的好处可能是巨大的。
"现在德国正在向我们提供武器，以保护自己免受俄罗斯人的侵害，"她说。"这是荒谬的。我们的祖父们会怎么想？
48 岁的奥尔加·科洛廖娃（Olga Kololyova）站在她破碎的家的厨房里抽泣着说。玻璃被吹出她的前窗，她的前门被毁坏。她说，当火箭如雨点般落下时，她躲在浴室里。"他(普京）认为我们要服从他？"她说。"我希望他能经历我今天早上所经历的一切。
“女性不是一种性别，而是一种处境”
火星和地球之间的平均距离是 2.29 亿公里，假如行星之间的数据传输以光速进行，那么直接传输单个数据包大约需要 12.7 分钟，完成 3 步 TCP 握手将需要 38 分钟。
如果你想要力量，你可以举重;如果你想要清晰的思路，你就写。
为什么自律值得拥有？因为那些拥有它的人有能力决定他们在生活中做了什么。那些缺乏自律的人，他们的人生道路将由某人或某事决定。
1920年，罗素作为英国工党代表团的非正式成员，获得机会去访问刚刚建立的苏联。此次考察之旅使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批评比之前更加猛烈和尖锐，在他看来，人类生活中很多他极为珍视的东西都被一种狭隘和抽象的教条扼杀了。这种残暴的手段固然承诺人们能在未来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可是罗素不相信，一个人怎么能虐待人民多年然后指望他们有朝一日痊愈，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和列宁面谈一小时也没有令罗素改变观点，反而让他更加厌恶这个制度。一回到英国，他就写出了《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1920），很多左派觉得此书的出版不啻为公然背叛。1949年，罗素又一字不改地再版了这本书，此时，当年批评过他的很多左派自己也不再对苏联抱有幻想。
我在大学里得到的最好建议是："找到最好的老师，上他们所有的课，不管是什么课。" 这个建议也适用于互联网。
我还常听他们说：“真希望印尼过去是英国而不是荷兰的殖民地。”我问印尼人为何有此一说，他们提出的理由不外乎：第一，荷兰人只会巧取豪夺，不思回报，而英国人帮印尼建立了国家制度。（我又问他们对荷兰人完成的重要工程、灌溉系统、港口建设有何看法，他们的答复是：荷兰人搞这些玩意儿只是为了更有效率地抢走我们的东西。）第二，荷兰人蓄意对印尼人施行愚民政策，而英国人会教育民众。第三，荷兰人派政治官员执行朝令夕改、对升斗小民没半点好处的司法制度，而英国人拥有独立司法系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国家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统治人，或者通过恐惧约束他们，而是使每个人都摆脱恐惧，他可以生活、行动在完全的安全保障中，不会伤害自己和他人。我再说一遍，国家的目的不是将理性的人变为残暴的野兽和机器，而是让他们的身心正常工作，指引他们依靠自由的理性生活，他们不会浪费力气在仇恨、愤怒和欺诈上，也不会尔虞我诈。因此国家的目的是真正的自由。”
反对言论自由的法律是对所有法律的颠覆，因为人们不会再尊重他们不能加以评论的法律。
国家对思想控制的越少，对公民和国家越有益。
政治秩序的目的是帮助个体完全地发展自己
如果一项意见只是一件个人财产，除持有者外对别人毫无价值，那么即便剥夺对它的享用只是一桩个人伤害，而所伤者或众或寡犹有不同。但是禁止一种意见的表达，其独有的罪恶之处在于，它是对包括当代人与后代人在内的全人类的剥夺；并且这种剥夺对那些不同意这种意见的人，比对持有这种意见的人甚至更大。如果被禁止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人们便被剥夺了以正确矫正错误的机会；如果它是错误的，那么人们便损失了几乎同样大的益处，因为经过真理与谬误的碰撞，会让人们对真理有更清晰的体会和更生动的印象。
无论哪个时代，个性自由得以发挥的程度是否宽广，都是后世对其艳羡或鄙弃的标准。只要个性在其之下还能得以存在，即便是专制也还没有产生它最坏的恶果；而凡是摧毁人之个性的，却都可以称之为暴政，无论它以什么名目出现，也无论它宣称执行的是上帝的意志还是人民的命令。
你拼命生活了几十年，到时候历史教科书上只会用一句话概括：我们领导走了一小段弯路。
有证据表明，全美学生的自尊提高了但成绩下降了。他们做得更差了，感觉却更好了。
谷歌允许员工拿出20%的时间用于自己主导的项目，弗里德一直对这个政策很感兴趣。尽管他喜欢这个主意，但是他感觉从每一个忙碌的一周中都抽出一天，不利于产生真正突破的连续深度工作。“对于从5 周中拿出 5 天，我更倾向于集中拿出 5天，”他解释道，“我们的理论是，人们通过长时间不被打断的工作可以创造更好的成果。”为了测试这个理论，37signals执行了一些激进的措施：整个 6月，公司让员工去在自己的项目上深度工作。这一个月可以免去所有浮浅的工作责任——没有状态审查会，没有备忘录，公司组织了一个“路演日”，员工可以展示他们正在研究的想法。在Inc.杂志文章中，弗里德总结了这个实验，并称实验是成功的。路演日产生了两个迅速投入生产的项目：一个是能更好处理售后服务的工具套装，另一个是一套可以帮助公司更好掌握客户是如何使用本公司产品的数据可视化系统。这些项目将为公司带来可观的利润，但是如果没有提供给员工的那些不受打扰的深度工作时间，这些项目极有可能不会被出现。梳理出它们的潜在可能性需要几十个小时的不懈努力。
如果在你全部的清醒时间，都能给自己的大脑找到有意义的事情去做，而不是放任自己在迷糊的状态下漫无目的地浏览几个小时网页，那么在一天结束时，你会觉得更加充实，第二天开始时更加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