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问道：“但人们为什么要让自己被塞进开往西伯利亚的牛车里？他们为什么不报警？

• 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得意地宣称：“我们建立了一个没有富人的社会！”对此，一位老社会民主主义者摇摇头并低声说：“其实我们的本意是建立一个没有穷人的社会。”

• 对马克思来说，资产阶级应该被消灭，因为他是资产阶级。希特勒只是把“资产阶级”一词换成了“犹太人”。二者的“罪行”都是“客观的”，所需做的只是确定其种族或阶级。

• 马克思的基本缺陷，在我看来，是他的教义所指导的任何经济体都未能成功发展，也永远不会成功发展的原因，源于他根本的假设：消灭私人所有制会导致生产力爆发性增长，从而将一个国家的经济推向新的、难以想象的高度，这一假设纯属幻想。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提升会把生产增加到几乎可以进行无限支出的水平（……）这种生产增长在任何消灭了私人所有制的地方都尚未被观察到，未来也肯定不会被观察到。许多客观事实都反对这种可能性，顺便说一句，包括所有资源不可避免的限制定律。资源总是有限的；没有什么可以被无限制地生产或消费。

• 共产主义是一个糟糕的思想，永远无法被妥善实现——因为它对人性的看法是错误的

• 另一个例子是，把一种源远流长的俄罗斯文化元素改造成共产主义荒诞之物——在苏联游行中抬着领袖肖像。在苏联各地，纪念十月革命周年时，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每位成员的照片都必须在每一次有组织的游行中被抬着，不论是在塔林、塔什干还是莫斯科。不是一张合影，而是一张张单独的照片，每张都装在杆子顶端高高举着。这正是对俄罗斯东正教宗教游行中抬着圣像的照搬。当然，这些象征物并不是可敬的同志波德戈尔内、佩尔谢、苏斯洛夫、乌斯季诺夫、阿利耶夫等人的肖像，而是基督教的圣像。

• 事实确是如此；克里姆林宫只有在经济绝望地恶化后才开始关注实际结果。

•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典型的东方专制，只不过这种专制自称为世界上唯一真正的民主。这无疑是苏维埃荒诞性的众多花朵之一。

• 在波罗的海三国的贪污腐败程度或多或少与欧洲其他地区相当。俄罗斯人就是无法相信这一点。一次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支由莫斯科派出的官方委员会受命调查苏联各地的大学，被派到一所爱沙尼亚大学，查找并解雇那些被指控接受暗中贿赂的教职人员。令他们大为懊恼的是，他们找不出任何一起贪污事件。完成报告后，委员会主席把大学的代表拉到一边，私下问他：“报告可以，不过我很好奇。你们是怎么做的，怎么把贪污做得这么巧妙，以至于我们查不出来？”大学代表耸了耸肩，像以前一样回答说，这种陋习在这里并不存在。主席在一次明显的非公开谈话中被喂了他认为是胡扯的话，却仍然没有被告知贪污是如何发生的，这让他颇感被冒犯。也许这件事一直困扰着他，直到生命的最后。

• “‘我们国家的生活很好’——那是我们小学歌本里的一句诗。我们从歌曲和报纸上学到我们的生活如此美好。但有一件事我小时候不明白：如果这里的生活这么好，而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这么糟——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漂亮的物品，而我们却什么都没有？”

• 好吧，有时我们会看到一些外国的目录或杂志。很难相信那些东西真的可以买到。课堂上我们曾开始讨论此事。老师于是试图向被资本主义迷住的孩子们解释真正的原因。她说事物根本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她很清楚，所有那些漂亮的物品只是为少数富人准备的；西方的普通工人买不起任何东西，生活在极度贫困中。她解释说，这就是为什么商品看起来虚幻地充足的原因——大多数人买不起东西，商品因此留在商店里。在苏维埃国，这种商品短缺则源于相反的原因——所有人都很富有并且有购买力，因此商品不会留在商店里。

• 尽管如此，大多数人，如前所述，从未对赤字的起因进行过太多思考。管理如此糟糕，资源浪费如此惊人，愚蠢和懒惰如此泛滥，人们不可能期待富足——这一点无需多想就很清楚。人们也适应了这种状况。他们学会了在商店里不去询问前面提到的那种熏香肠、白兰地或香蕉之类的东西。货架上的缺货从来不是什么新闻。真正能传为话柄、通过口耳相传的，是这些东西偶尔以有限数量出现的时候。那时，眨眼之间就会排起极长的队，人们会耐心地等上几个小时去买例如一顶兔皮帽子。据计算，仅苏联人民在排队中浪费的生产时间，就足以建立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或者修建一条从地球到月球再返回的铁路。

• 一位爱沙尼亚女诗人描述了她在一次苏联时代招待会上一盘水果面前的两难处境，除了各种重要的党内人物外，还有一些作家和艺术家也被邀请了。怎么办？在这里吃一根还是带回家？她知道把它带回家不合适，但是……最终，经过一番挣扎她抓起一根香蕉塞进了手提包。她为从那些她憎恨的人那里偷窃感到非常尴尬，但她不想让她的孩子长大后从未尝过香蕉。在家里，当她的孩子把第一口这种新食物吐出来，说它是“粑粑”时，女诗人开始哭泣。为什么？因为这一切既屈辱又愚蠢。一个普通的苏联男人或女人究竟做错了什么，竟至于在那数以千万计的石油收入中——这些收入足以维持整个古巴乃至世界上数十个共产党（更不用说巨额的军费开支）——竟连一根香蕉都没有提供？

• 1982 年，爱沙尼亚教授乌诺·梅雷斯特（Uno Mereste）有幸因公前往匈牙利出差。匈牙利并没有自由市场制度，但其经济显著比苏联的更为正常。他的妻子随信寄来了以下购物清单：[...] 后来，在自由市场社会生活多年后，教授在一本书的书页之间发现了那张清单，惊讶地读了起来。“还有哪个国家，会有教授要去外国讲学时，被他的妻子列出这样的愿望清单？这听起来像是精神病！为什么不在你家乡附近的商店里去买那些等待购买的普通小玩意儿呢？”

• 莫斯科是整个苏联唯一一家有时能买到缝纫机针的商店。有一次，我学生时期必须去莫斯科，也被拜托顺便去那家店看看。于是我坐上一辆拥挤的公交车，去了给我的地址。不幸的是，我从远处就能看到店门前的招牌写着“我们没有针”。当巴士上约有一半的人看到那块牌子时，发出令人心碎的哀叹。他们都是为了缝针来那的；谁知道他们从多远赶来的。

• 在苏联解体前的那些年，我的另一位熟人曾给一个住在西方的表亲写信，请他邮寄手纸来。（我们在上世纪70年代就学会用手纸代替报纸，但这后来成了稀缺品。）那位外方表亲回信说：“如果你不告诉我是要黄色、浅蓝、粉色还是绿色的；单层还是双层；以及卷子的尺寸，我就不能寄手纸给你。”

• 民间传说将苏联人应遵循的生活准则概括如下：1、不用思考。2. 如果你在思考，就不要说话。3. 如果你在说话，就不要写下来。4. 如果你写了，就不要签名。5. 如果你签了它，就别对后果感到惊讶。

• 全世界民主国家的数量正在稳步减少，专制国家注册的专利比西方多。一个新时代正在到来-它可能会对我们的工作、金钱和生活产生巨大影响。

• 贝莱德（Blackrock）是世界金融巨头中的巨头，拥有超过 1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几乎是德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三倍。芬克确信，国际公司将退出一些国家。不仅因为经济风险，还因为道德风险。“今天的公司必须在一个非常不同的层面上面对政治和社会问题，”。他确实列举了一些可能从这种转变中受益的国家。例如，墨西哥和巴西。生产成本较低，但人权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尊重的国家。

• 这位总理如何看待即将到来的世界，可以从他邀请参加最近 G-7 峰会的其他客人以及其他六个主要工业化国家和欧盟（印度，印度尼西亚，南非，塞内加尔和阿根廷）中看到。来自三大洲的五个国家 - 塞内加尔总统 Macky Sall 也是非洲联盟的代表，非洲联盟有 55 个成员国。

1. 不可避免地，每个人都低估了流通中的愚蠢个体数量。

2. 某个人愚蠢的概率与该人的任何其他特征无关。

3. 人类分为四个基本类别：无助者、聪明人、土匪和愚蠢的人, 愚蠢的人是给另一个人或一群人造成损失的人，而他自己却没有获得任何收益，甚至可能遭受损失。

4. 不愚蠢的人总是低估愚蠢个体的破坏力。特别是不愚蠢的人经常忘记，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在任何情况下，与愚蠢的人打交道和/或交往总是被证明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

5. 愚蠢的人是最危险的人,一个愚蠢的人比一个土匪更危险。

6. hn 讨论

• 反驳：我们的问题不是程序性的

• Twitter 从未创造世界

想做一个 telegram bot，我分享给它链接，然后可以点击他的整理功能，按天，或按星期的排列好一个组合，这样就可以辅助我记录今天或本周阅读了什么，然后再手动转移到笔记里。

如果你在家里还有马桶盖困扰的话，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所有人都蹲下尿尿，这对男士来说是一个不成比例的微小付出。我这样做已经 5 年了，现在我已经不习惯站着尿尿了。

两个人有两个人好处，一个人也有一个人的好处。在家办公的情况下，两个人必须独立分开办公才行（公司同理）。一起办公无法提高效率，也会限制很多东西，比如A想要语音聊天，或者外放音乐，外放教程等等等等。但是我也不是很支持公司的远程办公，我认为员工应该有独立办公室，同时也应该有很快能聚集的大厅，这样效率才能最大化。

防疫措施里有 2 条是我觉得最最最反智的：1. 不让农民下地。2.不让快递员把快递放在位于小区内的快递柜里。

Zola 的 next 分支支持双向链接了，刚给这个博客的文章末尾加了展示双向链接的地方！

就觉得这个世界被浪费的才华真的太多了，以至于几乎只有西方世界的人能发挥自己的才华，中国，中东，非洲，南美有太多地方的人没法发挥自己的才华，让这个世界少了多少的精彩啊。

目前见过最可怕的 Reddit 小组

你更想在一个“美国”这样的地方工作，还是荷兰这样的地方？区别是美国某些职业薪资非常高，大多数其他职业薪资很一般。而荷兰大多数职业工作薪资都比较平均，比如IT行业，薪资比美国差很多，但是和别的职业相近。我更喜欢荷兰，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会成为什么职业，就像那个著名的盲盒测试，人生重开之后，谁也不知道谁的境遇，所以，你设计的政策最好是对所有人都友好的。

年龄有时在人们如何看待中国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65 岁及以上的人比 18 至 29 岁的人更有可能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在加拿大尤其如此，83%的老年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而只有 54%的加拿大年轻人持这种观点。然而，这种模式在台湾和韩国被逆转了。例如，在韩国，65 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中有 67%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而 18 至 29 岁的这一比例为 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