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的采访报道:一个西方记者眼中的中共二十大

今天读到美国之音一篇采访报道:《一个西方记者眼中的中共二十大》,采访对象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The Economist)北京分社社长任大伟(David Rennie),经济学人对中国话题报道其实一直都非常有深度,我才知道原来他们是有驻京记者的,而且还是为数不多可以去大民大会堂会场的记者。说起来也很无奈哈哈,中国不给美国之音记者发签证,美国之音的记者只能采访同行了,我觉得采访内容有很多有意思的内容,所以在这篇文章摘录一些:

”在中国,媒体的工作是解释共产党政策的正确性“

在报道中共党代会时,西方记者关注就是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一中全会)后新一届领导人集体亮相的出场顺序,因为那一刻真正展示了中共高层几个月,甚至几年以来的权力布局和角斗的结果。

任大伟感叹,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用这样的方式来让外界猜测中共内部的权利更替很奇怪。

他们也是这个巨大的共产主义权力剧场的,这种巨大的仪式中的临时演员。而我们这些在人民大会堂后面的外国记者,我们连临时演员都不是。我们就像那种被派来观看(仪式)的外国特使。

任大伟是少数几个获准到人民大会堂报道 20 大的西方记者。由于美中关系的恶化,只有少量美国记者,包括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和彭博新闻社(Bloomberg)的记者获准进入人民大会堂。美国几家著名的媒体机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记者都没有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美国之音驻华记者至今也没有拿到去中国的签证。

任大伟告诉美国之音,人民大会堂内大约有 100 多名外国记者,但是大部分都是非民主国家的记者,“中国的朋友”。他认为,大部分西方国家记者没有获得邀请可能是因为西方记者希望以更平衡的方式报道中国,而这不是中共喜欢的方式。

“我们被告知在党代会开幕式之前可能有机会采访其中一些代表,但我们没有被告知代表是谁或他们有哪些特长。他们说,你要先提交问题。对于新闻机构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相当艰难的决定。有一些新闻机构根本拒绝提交问题,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不恰当的,这只是试图控制我们。不过,我们决定,我决定还是提交了问题,不过,我在《经济学人》的文章中写清楚了这件事。我们提交了一个问题,这是经过他们筛选的。我试图对我们必须提前提交问题这件事保持透明。”

任大伟说,他最后决定问一个比较不那么针对性的问题–“你认为历史将如何记住今年的二十大?”

任大伟说,他当了很多年记者,去过很多国家。他发现和中国人讨论政治很难。作为一个外国记者,他甚至觉得问陌生的中国人敏感的政治问题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与中国人谈论政治是很困难。你去找一个陌生的中国人,问他们对习近平的看法,这很难。作为一名外国记者,去问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对习近平的看法,而且他们的看法可能被别人听到,这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因为后果是相当严重。你知道我在中国旅行时,通常会被中国警察或国安人员跟踪。所以,你必须对你的提问倍加小心。”

习近平不会注重与中国人的经济契约,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众之间的经济契约失败后,民族主义将是习近平重要的一张牌。任大伟说,民族主义显然是新社会契约一部分,而且这已经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了。

现在中国反美的情绪非常强烈,与自己 25 年前在中国的时候非常不一样。他说,他的美国同行在中国采访时已经有点难找到采访对象。“因为人家会说,你是美国人,你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会跟你说的。”他说,他的情况稍微好一些,但是也没有好很多,因为英国被认为是美国的“走狗”。

“所以这是一个感觉与世界其他地方非常隔绝的国家。这是很奇怪的感觉,就像(回到了过去)。我 1990 年代中期第一次来到中国,作为一个旅行者和一个背包客。当时在许多省级城市,你知道,你会是唯一的外国人,人们盯着你看,然后冲着你说‘老外、老外’。现在我们回到了那个时候。”

“我去过一个省级城市,一个比较大的省级城市,我是唯一的外国人。大家害怕外国人,他们认为我们携带新冠病毒。他们会把孩子拉走,因为他们不希望孩子靠近外国人,他们认为我们很脏。你坐在火车或飞机座位上,坐在你旁边的中国乘客将要求换位置,因为他们不想坐在外国人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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